作為明、清兩代的皇宮，紫禁城幾百年來一直無比威嚴和神秘。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實際統(tǒng)治時間最長的帝王，也是紫禁城內生活時間最久的主人，他的宮廷生活、審美喜好等，無疑也是這些關注熱點中的一個焦點。
北京畫院副研究員趙琰哲的新著《紫禁城里的時間映像：透視清代宮廷繪畫》，巧妙地借助“時間”這把萬能的魔棒，利用數百幅宮廷圖像和相關的文獻資料，推開了紫禁城的大門。此書打開塵封已久的宮殿、樓閣，以輕松、舒緩的方式娓娓道來，講述了乾隆朝帝王、后妃、皇子、臣工等人在匆匆而過的時空中留下的軼聞舊事。
圖1 趙琰哲 《紫禁城里的時間映像：透視清代宮廷繪畫》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年
歷史敘事之所以優(yōu)美，不僅在于講述過往的波瀾壯闊、起伏變遷，更在于致廣大之后，還要刻畫歷史細節(jié)的玲瓏精致、五彩斑斕，呈現(xiàn)出歷史的質感與溫潤。在圖像與歷史的自由切換之中，此書達成了盡精微與取實證之功。滿漢民族融合，中西文化的碰撞，帝王、官員、民眾對時間的體悟，都形塑著看不見摸不著的“時間”，使得抽象的時間在書中有著豐富立體的體現(xiàn)。
圖像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的載體，具有文字資料無法比擬的直觀、詳細、系統(tǒng)化、程序化的優(yōu)勢。此書用圖像史料表述歷史事實，反映了皇家出巡、筵宴、典禮等重要事件，涉及了歲時節(jié)令、中西計時、騎射、宗教、工藝陳設、天象、園林建筑等層面。書里有很多篇章描繪了乾隆時期的宮廷活動，例如隆冬時節(jié)的冰嬉。每年冬至過后，皇家都要挑選上千名擅長此技的人訓練，準備冰嬉盛會。又如乾隆帝幾乎每年都要巡幸塞外，在木蘭圍場騎射、聚會飲酒等，通過對《冰嬉圖》（圖2）、《宴塞四事圖》（圖3）、《木蘭圖》等圖畫的解析，作者印證了相關文獻記載的可靠性。
圖2 清 金昆、程志道、隆福安 《冰嬉圖》（局部） 卷 絹本設色 全卷縱35厘米 橫578.8厘米 故宮博物院
圖3 清 郎世寧 《塞宴四事圖》 橫幅 絹本設色 縱316厘米 橫551厘米 故宮博物院
更重要的是，該書不僅證史，而且明史、補史。過往文獻中關于帝王、宮廷的歷史事實，缺乏生動、細節(jié)的文字描述，而本書中的圖像和論述，補充了文獻史料的缺漏或表述不全面之處，豐富了對歷史事實的認識，明晰了文字表述模糊或令人難以理解的歷史細節(jié)，增強了對歷史事實的深度探求，讓我們切實感受到那個時代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生活的特色。
書中各章節(jié)分別探討“時間”于不同層面的圖像表達。在“中原時間”一章中，作者從乾隆帝《開泰圖》（圖4）入手，串聯(lián)起一系列的節(jié)令畫。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存在著諸多的時令節(jié)氣，春節(jié)是其中最為隆重的節(jié)日。書中關注表現(xiàn)春節(jié)的畫作，如《歲朝圖》、《弘歷歲朝行樂圖》等，講述其母題來源、仿古對象、西洋透視法、清宮節(jié)令畫習俗等，豐富了宮廷儀式、風俗的知識。在“西洋時間”一章中，書中以乾隆帝品賞郎世寧《海西知時草》（圖5）為主軸，介紹了多種描繪西方鐘表的著名畫作，比如《十二美人圖》、《圓明園四十景圖之慈云普護》、《萬國來朝圖》等，展開有關郎世寧畫風、含羞草的舶來經歷、乾隆帝的西洋時間觀、西方植物和鐘表技術的引進對于清朝的影響等諸多方面的討論。正因為西洋的鐘表、計時法輸入到中國，才使得乾隆皇帝對計時方法進行改革，從而促進中西文化交融匯合。在“國家時間”一章中，作者以《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圖》（圖6）為例，講解了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正月初一京師出現(xiàn)五星連珠天象奇觀的罕見程度，從而探討了此圖與以往同類圖像的不同之處，以及清朝人對天文現(xiàn)象和天文儀器的認知。再進一步追根朔源，講述清代初期朝廷內對中西天文知識之爭，以及西方占星術的引進過程。
圖4 清 弘歷 《御筆開泰說并仿明宣宗開泰圖》 軸 紙本設色 縱127.7厘米 橫63厘米 1772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
圖5 清 郎世寧 海西知時草 軸 紙本設色 縱136.6厘米 橫88.6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
圖6 清 徐揚 《日月合璧五星聯(lián)珠圖》（局部） 卷 紙本設色 縱48.9厘米 橫1342.6厘米 1761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
總而言之，這本著作以實例對圖像證史、圖像補史、圖像明史的功能進行了充分展示，讓人深刻體會到宮廷歷史圖像敘事的形象、生動。當然，不能簡單地把此書僅理解為一本“以圖述史”的新著。在學術研究的脈絡中，它也體現(xiàn)出獨特的價值。
已有學者總結到：“時間與空間，自古以來便是哲學家、科學家們不懈探討的一個命題，藝術家更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，傳達著他們對時間，空間的感悟。”（劉斌：《中西繪畫圖式與時空觀念比較》，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3頁）。此前學者對西方繪畫的“時間性”關注較多，現(xiàn)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探討中國畫的“時間性”。東晉大畫家顧愷之認為圖繪對象“手揮五弦易，目送歸鴻難”，說明了中國古代早就認識到了繪畫對于時間維度體現(xiàn)之不易和追求的玄妙之處。藝術如同時間，變化是持續(xù)連綿的，理想的目標永遠處在不停的變化之中。對于藝術史研究來說，同樣厭倦簡單機械地重復。完美的理想只能無限地趨近，既無明確的起點也不會有終篇。當代藝術史家指出：“時間像精神[mind]一樣，嚴格來說是不可知的。我們只是間接的通過時間里所發(fā)生的事件而認識它：通過觀察變化與不變，通過標出穩(wěn)定環(huán)境中各種事件的交替，以及通過強調變化的各種差異率對比。”（[美] 喬治·庫布勒（George Kubler）著，郭偉其譯，《時間的形狀：造物史研究簡論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，第16頁）。趙琰哲的這本新著，以“時間”為線索，研究視域集中在圖像、文獻、檔案材料極其豐富的乾隆朝，以反映時間的繪畫作品為個案，從中原、西洋、滿洲、自我、國家、古今、時空等多個關于時間的層面，闡釋清宮繪畫中的時間表現(xiàn)議題。中國傳統(tǒng)美術史研究，主要將繪畫當作空間藝術看待，而本書則比較系統(tǒng)地分析與闡述了中國繪畫的“時間性”。雖然我并不認為此書的研究已經盡善盡美，在藝術理論和資料的發(fā)掘方面，仍有可探索的空間和余地。而尋找藝術史研究新的可能性，探索新的方向和路徑正是其宗旨與可貴之處。
二十一世紀以來，清代宮廷藝術既是中國藝術史領域中發(fā)展最快速的范疇，同時也成為籌辦展覽的熱門主題。清代宮廷繪畫研究逐漸脫離了邊緣的地位，開始成為研究熱點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，傳統(tǒng)繪畫史研究更多地著力于風格演進的單線敘事，人們對繪畫現(xiàn)象與特定時空中的視覺語境、空間環(huán)境、政治文化、思想風氣等多方面因素的有機聯(lián)系的重視程度和討論深度，總體上頗顯不足，在繪畫背景與藝術風格之間建立的聯(lián)系往往不夠具體，缺乏對過程的細致描述和分析。對清宮繪畫的討論，成果雖豐，卻存在大多數研究不甚重視藝術背后的創(chuàng)作動機、制作過程、內在意涵等方面的缺憾。目前，已經有不少學者跳出以往研究的窠臼，拓寬研究的視野和路徑。
《紫禁城里的時間映像：透視清代宮廷繪畫》一書，通過圖像分析與文獻記載，綜合了歷史文獻學、圖像學、考古學、風格分析等多種方法，探析乾隆時期繪畫作品的圖像意義與文化內涵。既以圖像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，又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圖像。既強調文化研究的實證基礎，又突出圖像研究的宏觀視野。書中不僅分析繪畫的風格，更探討了繪畫的臨仿對象、制作過程等，把繪畫的程序和過程視為宮廷的特色和重要的研究對象，將圖像深深地植入時間的維度，把繪畫創(chuàng)作與全球視野、文明融合、科技傳播、政治策略、思想觀念、宮殿空間等相互聯(lián)系，開拓了藝術史研究的領域，為之增添了多重的、跨文化的維度。
華夏文化，歷數千載而演進。圖像在其生產、流傳、使用過程中與種種人事交集，構成種種歷史、文化因緣，又往往被時間所覆蓋、所侵蝕。透過發(fā)掘與闡釋，重現(xiàn)這些因緣，突顯其中的歷史、文化印記，是當代學者傳承文化的當務之急，也是不可推卸之責任和使命。明清時期，包括清代乾隆朝的宮廷圖像，無疑是一座亟待充分開發(fā)的資料寶庫。本書從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審視乾隆朝宮廷圖像的文化生成過程，從圖像生產、圖像文化以及宮廷文化、中西交流等多個維度，為乾隆朝的時間類圖像繪制了一幅專屬的、綺麗的文化景觀。總體而言，在以往的研究中，這樣的案例尚遠遠不夠豐富。因此，這種研究路徑還需要通過大量的案例展開來積累經驗，拓寬視野，深化研究維度，需要不斷打破學科邊界和學術壁壘，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、方法，尋找新的學術生長點，在流動的、開放的寫作中，建構各學科多元互動的中國藝術史“大敘述”。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”。時間永不停留，但它垂青那些勤勉的智者，無私給予饋贈。《紫禁城里的時間映像：透視清代宮廷繪畫》的作者，年紀雖輕，而研究清代宮廷繪畫成就不凡，資歷頗深，我們期待她跨過人生的至暗時刻，再接再厲，不斷地書寫藝術史新的華麗篇章。
（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藝術史系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，原文標題為《豐富立體的映像 新穎多維的研究——趙琰哲〈紫禁城里的時間映像：透視清代宮廷繪畫〉讀后記》